一上朝，文武百官在旁边看着。

道理很简单，见利而忘害，不利的因素就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最终影响整个事业的结局，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空欢喜一场。为此，儒家才积极地坚持更化立场 儒家的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也反映在其把握经权关系，在周虽旧邦前提下，倡导其命维新的开放、改良、进化宗旨上。

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三《断刑论下》)。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活性：便宜从事、行权、通权达变。这正如老子哲学中的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静躁、轻重一样，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所谓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便是体现为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而只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人，才能够始终秉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跨越这个巨大的陷阱，实现人生的升华。

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是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美国现在之所以能有一百年的世界霸权，跟它战略文化里面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它始终在寻找对手，甚至有意识地制造对手。[11]谢清果：《华夏传播研究的初心、求索及其方向》，载《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50页。

儒学是人生哲学，是既易世又融世还出世的哲学，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君子人格的涵育、信用经济的打造、贤能政治的培塑、和谐社会的建构、天下主义的倡行上。[10]周湖越：《中华优秀文化对外传播中海外汉学家的作用》，载《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3期，第40页。[23]截止到本文止笔之时（2021年8月底），中国共设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而广义的儒学，则有层次之别，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既包括作为内核的狭义的儒学，也包括以前者为灵魂的国家制度、社会规范、民风民俗等中层文化，还包括儒学价值体系支配下的以器物、言行等为载体的表层文化。

与此同时，还应认识到，将来世界不论如何变化发展，全人类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这绝对不是世界最好的愿景。原则 2021年5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将儒学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其本职工作，是其内在的职业道德和身份属性。有人曾提醒道：对于绝大多数外国人民来说，中国太过遥远，他们仍然主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处境，中国仅仅是一个参照系。见李宝贵：《汉语国际传播的五观问题》，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第2期，第28-32页。当下中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特色所在，便是深深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包括儒学在内的一切有益文化资源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提供着重要的人文滋养。

[22]这里所提到的中国式生活哲学和美学意境，其本质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物化呈现，或曰可视化呈现。彭龙先生指出，要充分尊重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大贡献。大约在2018年下半年，笔者曾与一位借助央视平台向海外推广中国文化的媒体人交流，当就当下什么样的中国符号最受外国人欢迎的话题向他发问时，得到的答案是李子柒。其一，要坚信儒学基因根植于中国人精神血脉之中，体现在言谈举止之间。

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儒学国际传播做一整体性谋划。文化传播理应是润物无声的，要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逐渐受到感化与启发。

在这样时代大背景下，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都应成为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力量之整合下，中国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没有出现一元一体，何况今日的全球了。

新时代的圣人故里，应跳出旅游城市的单一定位，更多思考如何让海外人士全方位体验儒学——不仅仅是走马观花的看，也不仅仅是大快朵颐的吃，更重要的是在一种人人彬彬有礼的空间环境中，让人感受到、体悟到活的儒学。国际传播应该以受众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地实际将传播内容形象化、通俗化。谢清果、徐莹：《建构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可能路径及其价值取向》，载《传媒观察》2019 年第6期，第46-54+2页。凡是存在国际交往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承担起国际传播主体的职责。通过文化传播要使受众获得对我们历史或现实的真实感受、善意与包容性、美与快乐的属性，它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属性。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当然应是儒行天下，让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世界的理解、包容甚至赞许、认同、信仰。

关于请进来，倒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限于题目，此处也只能抛砖引玉。我们要通过共同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学术合作以及举办来华短期访问、国情体验、翻译培训、写作休假等方式，团结世界汉学家，汇聚世界汉学家智慧，使遍布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资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16] 许嘉璐：《未央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钱穆先生有言曰：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谁也会承认。

展望未来，我们可说，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大背景下，促进儒学国际传播不失为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性领域，应当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讨论。只有从世界多元文化的大局观看儒家学说对世界各国的意义与价值，才能推动儒家学说真正走出去。

网络媒体的发展进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而言，既是重大机遇，也是新的挑战。以上两大类儒学从业者，本身都应为儒学价值服膺者和实践者，其本身也都具有传教的职责和使命。[15]没有相同的价值观，便难以擦出友谊的火花，更难以结下合作的硕果。基于这样的风范和品格，每个城市也都有必要去主动思考如何有效进行儒学国际传播。

面对海外华人华侨这一中华民族的向外延伸部分，我们在进行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时，就不能采取对其他国家的做法，而应以更亲和力和亲近感的形象出现，尽可能将一些问题和矛盾‘内化，突出‘自己人效应，在与华人社会的互动中营造和谐氛围，争取更多的支持者。经贸、科技全球化与文化逆全球化的融合，必然会带来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经贸的自由，应建立在心灵的自由之上，心灵的自由有赖于心灵的相通相契，而儒学恰在促进心灵的相通相契上独具优势。全球化带来物质同质化，但却没有改变文化多样化，其所改变的只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方式。

[2]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第5页。以往我们通常只把儒学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性的走出去，这是很不全面的。

[14]在此前提之下，我们应坚守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判断，承认不同国家与种族之间可以拥有相同的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就是说，在人类基本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上，东西方只有表述方式和呈现载体的表面上的不同，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它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要素，经萃取、提炼而成。因此在儒学国际传播中，我们要牢牢把握中国性这个根本立足点，始终如一地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增强弘扬儒学的主动性、自觉性、责任感、使命感。目前来看，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儒学国际传播绝对不容忽视。

[4]国家形象塑造不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专属事务，我们已进入国家形象塑造主体多元化的新时代。除以上两类人群外，海外汉学家在儒学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视。

严格来讲，从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出现开始，便已出现儒学国际传播的问题，其在当时可能尚属于无意识、随意性的商贸附属现象，但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持续加快，儒行天下必然会变成一个受人关注、发人深思、催人热议的时代话题。（二）涉外事务从业者。

特别是那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23]，更应注重在频繁的中外经贸交流合作过程中，书写好儒学国际传播的时代华章。推动儒学国际传播，以实现儒行天下，切忌将传播对象笼统化、一体化，切忌用统一的标准来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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